曾用英文写作９小时 ——“学习型”检察官侯晓焱的求学故事
精读几十本英文专业书
１９９５年，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１９９８年，我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
那时候，我一年办１００多个案子，工作繁重，只能挤时间学习。早晨我提前一小时到单位来背英语单词。下班后，常常带一个面包当晚饭，直接去考试辅导班听课。晚上或者周末，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复习。就这样，日积月累，长进不少。１９９９年１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不久，又收到了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对法学研究能力有很高的要求，需要用英文完成五六万字的法律论文并通过答辩。我在香港有两位导师，分别是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记得第一次和两位导师碰面时，我觉得他们的话里怎么那么多生词，口音也有些怪，几乎听不懂。我写出来的东西，导师也读不懂。为尽快提高英文写作水平，我常常一写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我连续写了９个小时，结果把腰给累着了，疼得不敢走路，只能躺着看书。从那时起，我就落下坐久了就腰疼的毛病。 那两年，我精读了几十本英文专业书、几百册中英文法律期刊，掌握了描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英文表达方式。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得到答辩委员会主席麦高伟教授的肯定。
我体验到了美国法学院“魔鬼式”的教学
２００３年８月，我幸运地得到前往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的留学机会。美国法学院的“魔鬼式”教学紧张而残酷，这个学位要求８个月内学完８门课，每本教材都是上千页，汇编了晦涩难懂的判决。在美国法学院，外国留学生与美国学生一起上课、讨论、考试；对于差的答卷，教授会毫不留情地打出不及格的分数。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平均成绩是２．５分，也就刚刚达到２分的结业标准，在中国当惯了优等生，还真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其实，许多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成绩更差，几乎不能如期结业。针对这种状况，法学院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允许国际学生选择一种以“通过”、“不通过”来评价的模糊评分方式，只要最后成绩都是“通过”，就可以毕业了。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个选择。
但这个目标实现起来谈何容易？美国学生读教材，正如我们读中文，可以一目十行；而我则是逐词逐句地读完了书，有时还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让我很急躁、很沮丧。没办法，一遍不懂，我就读第二遍、第三遍。因为课前几十页、近百页的阅读量太大了，我每天上课和自己读书的时间会达到十二三个小时，眼睛累得发炎，流眼泪。而且，当时我的腰疼病也犯了，只能靠贴块膏药缓解腰痛。回国前，身高１．６３米的我体重只剩下不到８５斤。在第二学期的考试中，我获得四门课程三门为“Ａ”、平均高达３．７分（满分４分）的全优成绩，这是一个足以使美国教授记住中国学生的分数，因为绝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平均分也不过３分。在４００余名法学院毕业生中，我的学期论文荣获该法学院毕业生“研究写作奖”，在十几名获此奖项的毕业生中，我是惟一的外国人。
还是选择留在检察院
２００４年６月，当我从美国毕业归来担任海淀区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时，有人说，你从香港学成后又回检察院就够傻的了，这次从美国学完还回来，就更傻了。我笑着肯定地说，对，我还是会留在检察院。
记得在１９９８年申请留学香港时，检察长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检察系统了解香港法律的人太少了，我们办案很不方便。你去学吧，回来可以填补我们这方面的空白。院党组的殷切期望始终是鼓励我勤奋向上的动力；９年来的实务经验和求学经历更使我认识到，检察机关与律师行业一样，也需要熟悉专业、精通英语的人才。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我主持了一项反映在押人员获得律师帮助权状况的实证调查，我与同事一起设计了对２００名在押人员的调查问卷，并独立执笔完成了２．５万字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高检院领导做了批示，还获得２００３年高检院优秀调研成果评比二等奖。
在香港读书时，我还发现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现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长期以来却存在信息反映不及时、时有失实的问题，我开始力所能及地向外籍教授和同学介绍中国刑事司法发展的最新动态。我所写的《中国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一文，２００３年底发表在介绍中国法的权威国际法学刊物《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香港法律期刊），起到了推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