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活中,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即使你离他很近,但是他依然遥远;即使你同他并肩而行,你还是时时感觉到他在另一高处;他有时和你寥寥数语,你却需要好好聆听,然后用心去独自领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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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昌老人不久前在镜泊湖留影。 (照片由张国昌提供) 他,17岁从老家明水县踏上革命征程,一参加工作就干新闻,一干就是48年。他,年仅27岁就走上黑龙江日报领导岗位,历经风雨后,49岁重新回到报社领导岗位,很快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他,思想深刻,才思敏捷,德高望重,堪称黑龙江新闻界之翘楚。他常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报馆要有益于国事”,报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去塞求通”,让读者最大限度地获得信息…… 在生活中,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即使你离他很近,但是他依然遥远;即使你同他并肩而行,你还是时时感觉到他在另一高处;他有时和你寥寥数语,你却需要好好聆听,然后用心去独自领悟。 知名老报人、黑龙江日报前社长张国昌,就是给你带来这种感触的人。 已过了十年退休生活的国昌老人,是不常一见的。在夏秋两季,老人会偶尔出现在哈尔滨的地段街上,霁虹桥畔,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过,让熟悉他的人如后生我辈等禁不住猜想,老人在忙些什么呢?天冷下来的时节,他便去温暖的南方城市,因为身体不太好,心脏病给老人带来很大负担。我曾问他退休后主要做点什么,老人笑笑说:主要是生病。 话是这么说,然而老人实际上精神矍铄,特别是他的一双眼睛,似乎穿透了岁月的沧桑,一直保持着年轻人般的锐利和清澈,当然,还有那么一点点严厉。 17岁那年春天中学毕业离开老家明水踏上革命征程时,他的目光肯定就是这样的,此后大概再没有改变过吧。国昌一参加工作就是干新闻,一干就是48年,直到退休。他说做新闻人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时代前沿,能最先感受最新的事物,这种职业诱惑力对年轻人是强烈的,其次是做党的新闻人要兼顾两头,一头是党和政府,一头是群众,处于中间位置的新闻人连接两头,要经常面对种种复杂情况和问题,对新闻人的思想、智慧和个性,带来诸多考验,这就要求你得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1957年,年仅27岁的黑龙江日报副秘书长张国昌,因为《此风不可长》一稿获罪而成右派,黑龙江新闻界的“戚张反党集团”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他和他的所谓“同党”、同事戚贵元在此后的22年间,成为革命对象。这期间,他先后在肇东、通河乡下和哈尔滨郊区从事农业劳动。老人说,他和所到之处的乡亲相处融洽,虽然此前从未干过农活,但国昌却十分投入地参加劳动,他说他从未讨厌过劳动。在乡村的那些日子里,铲地、抹墙、和泥,大都是苦活累活,但是他都能从容应对,而且干得很出色,当地乡亲十分认可,把他视为自己人。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又有几人能够了解呢? 后来,他又被调回报社编辑部,在农业组当一名普通编辑。还经常和记者们下乡采访,但由他执笔撰写的稿件,由于右派身份,是不允许署上他自己的名字的,只能署“本报记者”。所以,在六七十年代,报上发稿没有记者署名的情况,是一道特殊景观,是那一时代的特征之一。因为经常帮助记者改稿,同龄人中的一些记者都非常感谢他,和他结下了深挚的友情,成为国昌那段不算短的晦暗岁月中的一抹微弱的亮色。 从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78年平反的20年间,他变得沉默了。作为一个年轻的“老右派”,他的感受和思想只能沉淀为一种内心独语,既不能言,也不能诉诸文字。他说,把事情一次想透了,就不再想它,反而解脱了。所以后来文革一来,我一看就明白了。还好,因为实在抓不到什么把柄,面对这个坐在编辑部一角编稿子的默默无语的右派,造反者还能怎么办呢?所以文革期间,国昌有幸避过了批斗狂潮。更大的收获似乎还在于,因为个人的习惯和兴趣,国昌始终是一个学习型的报人,他从未远离过书籍,读书生活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思考和书籍的互动并未间断,这使他表面孤寂的生活,实际上充满了内在的灵性。厚积而薄发,他49岁复出,重新回到报社领导岗位后又很快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1992年初,在国昌主持下,黑龙江日报加大改革力度,更新报道观念,强调信息扩容,由4版改为8版。这在全国主流报纸中,是开了扩版先河的。此后,各省级报纸、省会报纸相继扩版。改革开放时期的黑龙江日报,在国昌任上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国昌不愿谈论这些,也不愿多说他自己,接受采访在他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所以他和我谈话的着眼点,倒是对办报的一些感触和看法。他谈到现代语境下的报纸,必须强化报人自身的改革勇气,对重要问题只要看得准,就要在报纸上多多探讨,把不同的意见和建议集纳到版面上,形成媒体意见,供决策者和社会参考。他还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报馆要有益于国事”,报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去塞求通”,消除闭塞,畅通信息,让读者最大限度地获得信息,是报纸的天职,所以还是要新闻立报,旧闻、不闻要尽量少些再少些。我想,这是一个新闻前辈对时下媒体的殷殷期待。 国昌思想深刻、才思敏捷,为黑龙江新闻界之翘楚,可谓德高望重,后辈如我等对其十分敬重,除了由于他的社长角色,更由于他的人格操守和超拔境界,他撰写的评论、散文和回忆文章,总是立意高远,行文风格有如高山流水。只是这些年他写得不多,他的学识才情,只露出冰山一角,并未充分发挥。在任时太忙,退休后健康状况又不允许,更主要的是,他对名利很是淡泊,所以极少诉诸笔端。令钦佩他的文章的我们,为之惋惜。 这样一个行为高蹈的老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报社车队的司机讲,老人极为自律,从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老两口有事,常常出门打个出租就走了。对于老人而言,这似乎与廉洁无关,不过是他做人的一个准则而已。 和老人交谈的时候,秋窗外的天空明净如洗,在老人书房,一期最新的《世界文学》、一期最新的《读书》置于案头。老人说,这是上午刚刚收到的,钓鱼之外,再看看这些书。 眼前此景令我再度确信,老人的眼睛为什么像年轻人一样锐利而清澈,因为他一直与这个新鲜的世界保持着同步,所以始终有那洞悉纷纭世事的锐利,和呈示内心旷达情怀的澄澈。 张国昌:1930年1月20日生,黑龙江明水人。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满日报社编辑部干事,嫩江省委土改工作团员,省文协筹备处干事。1948年5月调入嫩江新报社,任嫩江农民报编辑。1949年后历任黑龙江日报社编辑,副刊主编,读者来信组长,编委,总编室主任。1954年任副秘书长。1979年任副总编辑。于中央党校新闻班毕业。1985年晋升总编辑,晋职高级编辑。1987年改任社长。1993年专任高级编辑。曾兼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省委委员,省新闻学会副会长,省社科联副主席,省报业志、《黑龙江日报历史编年》、《黑龙江日报社组织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主任。1995年离休。 |
